蓝培根是我记忆里一个模糊而顽固的影子。
说模糊，是因为我记不清他的脸了，二十年过去，那张在黄土里浸透的脸，早已被时间磨得只剩下一个轮廓，可说顽固，是因为我又分明记得他走路的姿势，记得他说话时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声音,记得他那双永远沾着泥巴的解放鞋。
他是种地的。
蓝培根的地在山坡上，我们村的地都在山坡上，那些地薄得像纸片，雨水一来，泥就顺着坡往下滚，留不住，每年春天，蓝培根把玉米种子一粒一粒按进土里，像在做一件天大的事，他蹲在地上，腰弯得厉害，脊柱一节一节凸出来，像一串念珠，他按一粒种子，抬头看一眼天，按一粒，再看一眼，天还是那个天，蓝的，空的,什么许诺也没有。
村里人都笑他,说他种地种得痴了。
蓝培根不管，他种他的，春天种玉米，夏天种红薯，秋天种萝卜，冬天地闲着，人也闲着，闲着的时候，他就叼着烟杆坐在门槛上，看远处的山，山一层叠一层，蓝的，绿的，紫的，到最远处就发白了，像是用淡墨晕开的，蓝培根就那么看，一看一个下午，烟杆里的烟早就灭了，他还叼着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有一次，我放学回来，路过蓝培根的地，他正在刨土，看见我，停了手里的活，直起腰来，他的腰直得很慢，像是生锈的合页，吱呀吱呀的，他问我，你认字吗？我说，认，他说，那你看看这个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皱巴巴的，被汗浸得发黄，我展开一看，是半张报纸，上面印着四个字：海水稻熟了，我不懂，说，这叫海水稻，海里的稻子，蓝培根哦了一声，把纸小心地叠好,又放回口袋里。
他问我，海在哪？我说，不知道，很远，他点了点头，不再问了，又蹲下去,继续刨他的土。
后来我知道，那是袁隆平的团队在研究海水稻，可当时，蓝培根站在他的山坡上，想象着一片金黄的稻田，长在咸水里，他大概想不出那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他的地里只有玉米、红薯和萝卜，没有稻子，村子里也没有人种稻子，山太高,水太远。
蓝培根种了一辈子地，没有种出过什么来，他种的东西都被雨水冲走了一部分，被野猪拱了一部分，被太阳晒死了一部分，留下的那一点，刚好够他活着，他就这么活着，像地里的石头，没有声音,也没有抱怨。
后来我离开了村子，再也没有见过蓝培根，再听到他的消息，是他死了，村里人打电话来说，蓝培根死在自己的屋子里，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张纸，纸上是四个字：海水稻熟了，他们说，蓝培根没儿没女,谁都搞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有了那张纸。
我挂了电话，坐在城市的灯下,突然很想哭。
城市的上空是灰的，没有山，没有天空，没有蓝培根看了大半辈子的那个蓝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蓝培根为什么总爱看远处的山，他不是在看，他是在望——望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，望一个他想象的世界，他的生活被压缩在那片贫瘠的山坡上，但他的眼睛总是看向远方，那张被他揣在怀里的报纸，那座从春天望到冬天的山，那个从未见过的海,都是他的远方。
他知道自己是种不出海水稻的，甚至种不出像样的玉米和红薯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些种子是他一粒一粒按进土里的，那些收成他一年一年数着的，可他还是种，还是看，还是望，就像那个把石头推上山又看着石头滚下来的西西弗斯，明知徒劳,但还是要做。
蓝培根给我的那张纸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是袁隆平海水稻试种成功的消息，蓝培根不识字，却保留了它很多年，他大概在想象，有一天，海水也能长出稻子来，就像他想象着，有一天,他的山坡也能长出点什么来。
蓝培根什么都明白,他只是不让自己停下来。
去年，我回了一次村子，蓝培根的地还在，长满了野草，我站在地边，突然看见一棵玉米，笔直的，在风里摇，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种子，自己发了芽，我忽然想，蓝培根大概还活着吧，活在每一粒渴望生长、渴望抵达另一个世界的种子里。
他唯一的名字，叫蓝培根，他唯一的故事,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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