沿江路那座老宅拆了，消息传到我这里时，已是深秋，我赶回去看，昔日的深宅大院已是一片瓦砾，唯有那棵黄桷树还立着，叶子落了大半,枝干在风中瑟瑟地响。
宅子是七夫人的，或者说,七夫人是这宅子的魂。
关于她，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，只知道她住在老宅的19楼——顶楼，民国年间沿江路修了这座砖木结构的洋楼，在当时算是最高的建筑了，七夫人从来不坐电梯，她走楼梯，一级一级，木质的楼板被踩得吱呀作响，有好事的邻居数过，从一楼到十九楼,正好三百七十二级台阶。
我爷爷是当年给七夫人送报的，他说，七夫人每天清晨都要下楼，穿过一条街，到码头上去，站一会儿，再回来，风雨无阻，从不间断，她穿旗袍，夏天的香云纱，冬天的织锦缎，都是素净的颜色，偶尔配一条披肩，她走得很慢，像是在丈量着某种距离，有人在码头看见她，就说,七夫人在等一个人。
等谁呢？没有人知道。
老宅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有七夫人一直住在19楼，她的屋子朝南，窗户正对着长江，后来江上架了桥，她就不怎么开窗了，又过了些年，沿江路开始修高楼，她的19楼便矮了下去,被层层叠叠的玻璃幕墙遮得严严实实。
那年我十三岁，暑期无聊，在爷爷的旧物里翻到一本泛黄的日记，日记的主人是一个叫沈砚秋的年轻人，字写得极好，记的是1937年的事,其中有几页提到了七夫人：
“今日过江，遇一女子于渡口，立雨中，不避，伞覆其面，不可见，后数日复遇，彼正读信，神色凄然，余不忍视。”
“知伊人住沿江路最高处，十九楼，其窗常开，可见江水，然自去岁秋后，便不曾见其人下楼。”
日记在后来的某一天突然中断了，翻到最后，只有一行字，墨迹晕开,像是被什么东西洇湿过：
“山河破碎，此去不知归期，惟愿十九楼的灯，长明。”
我拿着日记去问爷爷，他看了一眼封面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你莫要再问了。”后来那本日记就不知所踪了。
如今老宅拆了，沿江路改造成了商业街，19楼成了废墟里的一截断墙，七夫人呢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有人说她早就搬走了，有人说她还在那截断墙里住着，每天夜里,还能听到木楼板吱呀吱呀的声音。
我从废墟上捡了一块碎瓦，握在手心里,竟是温的。
爷爷去世前说起过一件事，那是193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他在码头上看见七夫人，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站着，而是往江水里走，一步，两步，水没过了她的旗袍下摆，江上起了雾，什么都看不清，爷爷喊了一嗓子，正准备跳下去救人，却见她在浅处停住了，雾里隐隐约约过来一艘小船，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递过来一样东西，七夫人接了，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隔着一尺来远的水,谁也没有说话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追问。
爷爷摇摇头：“雾太大，那个人是谁，我没看见，七夫人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一封信，信封上画着一座十九层的楼。”
“是沈砚秋吗？”
爷爷没有回答，窗外起了风,把那棵黄桷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。
许多年后的一个黄昏，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薄薄的诗集,扉页上印着一首小诗：
“我的十九楼/建在江心上/夜夜有人/提灯走楼梯/走到天明/也走不到/那一年的渡口”
诗集的名字就叫《十九楼》，出版于1947年，作者署名：七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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