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雨滂沱的夜晚,我常常想起那根弦。
琴行的玻璃窗被雨雾模糊，霓虹灯的光渗进来，像流淌的血，那把琵琶静静躺在角落里，蛛网爬上了琴轴，弦却依然紧绷,仿佛在等待一只永远不会再来的手。
我是从父亲口中听说那个故事的。
民国三十七年，我的曾外祖父还活着，他在城南开了一家琴行，专做二胡和琵琶，那年秋天，一个瘸腿的军人走进店里，怀里抱着一把残破的琵琶，背板裂了，琴头断了，四根弦断了两根,剩下两根中还有一根锈蚀得厉害。
“这是敦煌的物件，”军人说，“能修吗？”
曾外祖父接过琵琶，翻看底部，突然手一颤，那里刻着六个字——“血弦，长命百岁”。
他没敢问,只是默默接了活。
那晚他拆琴，发现琴腹里塞着一团东西，他小心地掏出来，是一缕黑发，缠着半截手指骨，他认得那截骨头的形状，是女子的小指指骨，打磨得光滑如玉,想来是随身佩戴多年的物件。
曾外祖父花了一个月才把琴修好，新弦装上的那个黄昏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——他之所以能认出那是女子的指骨,是因为他年轻时见过。
那是他妹妹的。
民国二十六年，妹妹十七岁，嫁给了城南一个制笔匠的儿子，那孩子叫阿笙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会唱河西走廊的民歌，婚后第三个月，抗战全面爆发，阿笙要去参军，妹妹偷偷剪了一缕头发，咬断了自己的小指，让人做成骨哨,缝进阿笙的衣领里。
“骨头做的哨子，吹不响，”她说，“但你戴上它，就像我陪着你，从今以后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。”
阿笙红着眼眶说：“等我回来，用这把琴给你弹一辈子。”
后来阿笙再也没回来，妹妹等了他八年，等到抗战胜利，等到解放前夜，等到她死在一个雪天里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有弦的琵琶——那是阿笙的琴,弦在她得知阿笙死讯那天就崩断了。
曾外祖父一直以为妹妹断了弦，是因为阿笙死了，可那晚，当他修好陌生军人带来的那把琵琶时，他忽然明白了——阿笙没有死。
他带着那截指骨,去了敦煌。
曾外祖父在敦煌待了三年，他找到了阿笙的墓碑，找到了一群知道“血弦”故事的老人,找到了那个瘸腿军人的档案。
原来阿笙没有死在战场上，他去了敦煌，做了考古队的向导，在一次勘探中，他为了救一个坠崖的同事，自己摔下断崖，右腿残疾，右耳失聪，他试过回家，但战乱阻隔了一切，后来他留在敦煌，给来往的考古队做翻译,直到六十年代才离开。
那根指骨始终贴着他的胸口。
他活到极老，却终身未娶，临死前，他把琵琶托付给一个去关中的战友，说：“把琴送回我家，弦上的血，是我妻子的。”
那根断弦确实浸着血，不是阿笙的血，是曾外祖父的妹妹流在琴上的血——她每次弹琴都用力过度，弦割破手指，血沁进丝线，一层又一层,生生把白色的弦染成了暗红。
后来我去了敦煌，在莫高窟的壁画前，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叫“血弦”？
是弹琴的人血流成弦，还是那根弦上,牵系着两个人的命？
我站在千佛洞外，风沙漫卷，像极了那个遥远的年代，我闭上眼，仿佛听见一把琵琶在风里呜咽，那声音很轻很轻，像一个人的呼吸，又像两根弦在遥远的地方彼此震颤,震断了天地的沉默。
那把琵琶还在我家老宅的琴行里，每年清明我都会去擦拭那把琴，换上新的弦，旧的那根被我封在玻璃匣中，暗红的弦丝在灯光下像凝固的血液,又像一条不肯干涸的河。
有一年，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来看那把琴，他说，“血弦”不是指带血的弦，而是一个古老的传说——用至亲至爱之人的指骨做成的弦柱，能让琴声流进生死的边界,让活着的人听见逝者的声音。
我忽然想起曾外祖父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修了一辈子琴，最怕修的是血弦，因为那上面有魂。”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根血弦，它不在琴上，在心里，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命就变成了一根弦,用来奏响那个人的声音。
弦上的血,是永不言悔的誓言。
那把琵琶至今挂在我家老宅的墙上，弦仍然绷着，有时候夜半风起,它会自己发出一两声微响。
我不知道那是风,还是别的什么。
但我宁愿相信，那是曾外祖父的妹妹，弹了一辈子的那根弦,从民国二十六年一直响到今夜的血弦。
它还在响。
因为爱过的人，永远不会走远，他们所留下的那根弦,比生命更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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